文化古城时的文化环境，除去各种图书馆之外，还有不是图书馆而更为自由的“图书馆”，那就是正月里厂甸的书市，平时琉璃厂、隆福寺街、东安市场中的丹桂商场书铺、西单商场的书铺。以及东安市场、西单商场的大小书摊，宣武门里甘石桥马路边上的破书地摊，这些地方是最自由的读书天地。是文化环境、文化气氛最重要的成分。这些地方活跃，就说明文化气氛活跃，读书的人多。因为文化气氛首先表现在读书气氛上，而不是表现在歌坛舞榭中。首先值得一说的是厂甸书市。

几百年的厂甸，内容简直像一部“二十四史”或一部“大百科全书”，不要说一篇文章写不完，即使是几十篇、几百篇恐怕也写不周全。因为厂甸的内容太丰富了，意趣太浓了，同人们的感情太深了。这里只就书市说个大概而已。

近代史上的名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爱逛厂甸的。林则徐嘉庆二十一年（一八一六）正月初七、十三日“日记”云：

“上午剃头，赴琉璃厂，晚回。”

“上午观厂，晚回。”

这时林则徐还未外放，还在翰林院做庶吉士，家就住在虎坊桥南，几天里面两次逛厂甸，而且都是上午去，晚间才回来，要知这不是什么远路，相距只有二三里地，一逛就是一天，不会只看人，看玩艺，想来主要是看书了。可见所记虽简，而游兴却豪，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了。林的同时人戴璐《藤荫杂记》记云：

“琉璃厂，正月游人杂沓，名曰‘逛厂’。”光厂、逛厂、观厂，都是“逛厂甸”，连语言中都有了专门词语，可见当年逛厂甸的盛况了。

影印本《吴愙斋书札》中有一封正月初八吴大澂写给王廉生的信道：

“昨游厂竟日，得一觯，字甚深，拓出奉览……老弟游厂否？”

信后写着“廉生弟览：兄大澂顿首小淘学社，新正八日”。廉生就是著名的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，庚子时自杀殉难的，和吴大澂是把兄弟，这是金石家逛厂甸。从短短的信中，也可以想见这些人当年游厂的欢欣。李越缦咸丰十年正月十三日记游厂甸云：

“偕尗子、卣芗同车游厂甸小淘学社，都中岁华，惟此地为最盛，百肆罗列，车马驰扰而已，大家宅眷，平康里姬，率以车围而观之，蜂屯蚁拥，至有赛帷中视者，不特捉帘底纤纤月也。而金吾不禁，御史无猜，真不可解耳。”

这是一八六〇年，李慈铭初到京师，第一次逛厂甸，这年他三十二岁，笔下还未脱尽风流铅华之语。而以后他在北京几十年，年年逛厂甸，则主要是买书了。《越缦堂日记》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正月十一日记云：

“下午同予恬游厂甸，是日为今春第一佳日……于火神庙书摊购得郝兰皋先生《尔雅义疏》一部、王石渠先生《读书杂志》一部、明代合刻马、陆两家《南唐书》一部，计钱二十六缗。”

其后十二日、十三日、十五日又接连去，买得石定金注《金刚经》等多种，当时买书可欠账，十五日去是还十一日的书钱。在此五十年后，即一九一二年，另一位绍兴人鲁迅先生到了北京，一位十五年年年新正，又成为厂甸买书的常客了。文化古城时期，年年厂甸书市，仍然十分热闹。仍是中外专家、大学教授、中学教员、机关职员、大中学生访书淘书的好场所，尽管层次不同、要求不同、购买力也大不相同，但都能得满意的，甚至意外的收获。《胡适的日记》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记云：“与毛子水同去逛厂甸，天已晚了，买了几本书。”厂甸会期，本是旧历正月初一至十七。而三十年代，因政府南迁，北平旧了，所以厂甸阳历年也开市，想多做两天生意，多赚点钱。同书二月二十四日（正月十四）又记道：

“与子水同游厂甸，只到土地祠一处，买了一些杂书。《宋词钞》（山阳王宫寿选）、初刻本江永注《近思录》、《诸子文粹》、《左文襄公家书》、杨守敬《晦明轩稿》、刘蕺山《人谱类记》、《千唐志斋藏石目》、《历代法宝记》（金九经印）、广百宋斋《封神演义》。”

厂甸书市之外，是琉璃厂、隆福寺、东安市场、西单商场等处的书铺。上海的商务、中华、世界、开明、北新等书局，北京都有分号，另外有正书局、广益书局、大东书局、会文堂这些都是专卖上海出版新书的书店。有专卖西文书的王府井秀鹤图书馆分店、西单商场的华英书店；专卖日文书的人人书局，后去台湾的名教授张我军的日语语法书，就是人人书店出版的；有专卖西文医学书的郭则云图书馆，在灯市口；有专卖翻译教材的新华街文化学社、景山东街大学出版社；有专卖全国杂志的东安市场岐山书社，西单商场有分号……除此之外，就是琉璃厂、隆福寺，以及散处在西单一带的专卖线装书的旧书铺了。据孙殿起《琉璃厂书肆三记》所载：有字号名的及少数无字号名的个体经营者，在琉璃厂左近范围内二百十五家，隆福寺及散处其他街道者八十五家，共三百家，在文化古城时期，一般营业都不差。

“七七”事变之后，迫于时局，营业下降，有陆续关张者。当时古城人口，据其时公安局调查，一九三二年为一百四十七万余，一九三三年为一百五十四万余，一九三六年二月统计数为一百五十五万余。另有外国侨民千余户，三千余人。这样多的人口，这样多的书店，可见其比例数字之高，在世界上说来，也是少见的。由此可见“文化古城”的名义不是空泛的，其文化层次之高，内涵之丰富，是有实际内容的了。更重要者，是这些书店拥有大批的从业员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，对文化的贡献，不只表现在数量上，更使人赞叹怀念的是表现在质量上，其文化素养上，服务态度，老掌柜深沉而和蔼，小伙计精明而谦恭，实足代表了当时的京朝气度。瞿蜕之《北游话录》中记云：

“大家无事，即以书店为公共图书馆，书店门面，虽然不宽，而内则曲折纵横，几层书架，及三五间明窗净几之屋，到处皆是，架几湘帘，炉香茗碗，倦时可在暖炕床上小憩，吸烟谈心，恣无拘束，书店伙计和颜悦色，奉承恐后，决无慢客举动。买书固所欢迎，不买亦可，给现钱亦可，记账亦可。虽是买卖中人，而其品格风度，确是高人一等，无形中便养成许多爱读书之人，无形中也养成北京之学术气氛，所谓民到于今受其赐者，琉璃厂之书肆是矣。

说的虽然只是琉璃厂书铺的服务态度，其他书店也是一样的，东安市场、西单商场那些书铺也都是如此，你尽管天天去，天天站在书架边抽出书来看，看上多半天，铺子里的掌柜伙计也还是和颜悦色接待你。你看三天书，偶然买一本，这就是熟主顾了。

消费层次不同，更有味道的是逛书摊，逛冷摊。伦哲如《续书楼记》写道：

“辛亥以还，达官武人豪于资，雅慕文墨，视蓄书亦为挥霍之一事。而海外学者提倡东方文化，自大学图书馆以逮私人，所需无限量，就地之书不足给，于是搜书之客四出……京中旧习，士大夫深居简出，肆伙晨起挟书候于门，所挟书率陈陈相因，余概却不见。闲游厂肆，见有散置外室若不甚爱惜者，视之多有佳本，及遍翻架上下，尘灰寸积，中残册零帙，往往惊所未见。又过街市，于冷摊上时亦无意遇之，盖小贩中有打鼓者，收卖住户破旧器物书纸，转鬻于市摊，以得之贱也，亦贱售之，游人熙熙，稍纵即逝……”

郑振铎《劫中得书记》中《燕京岁时记》后记云：

“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，尤为百货所集；书市亦喧闹异常，摊头零本，每有久觅不得之书，以奇廉之值得之。余尝获一旧抄本《南北词广韵选》，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。”

这里面都提到“冷摊”、“摊头”，“冷摊”是又穷又破没有人照顾的地摊，但要学会逛书摊冷摊，那真是味道无穷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只有逛过的人，上了瘾的人，才会留下美好的回忆，我是在初中一年级时，学会逛地摊的，人家花两千块现大洋买心爱的宋版书，我省下两天回家的车钱，花二十枚铜元，照样也能买到我心爱的破书，代价虽不同，其欢乐是一样的啊！

作者简介：邓云乡，学名邓云骧（1924.8.28----1999.2.9）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。上海红学界元老，与魏绍昌、徐恭时、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。青少年时期，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、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。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，天津中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。1953年10月起，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。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，至1993年退休。